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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鞅:推动平民上升的改革家

来源:网络整理 2017-12-04

[摘要]我们都很熟悉的“立木南门”的故事,是在新的法令完成之后,商鞅为了首先取信于民而采取的举措。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,也是商鞅变法首要考虑的群体。

商鞅(约公元前395年-公元前338年),是战国时代著名改革家。他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的伟大时代,在自身积极寻求上升的人生历程中,为广大底层民众开辟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。他的改革措施、制度中渗透着法家的文化价值观念,表现出既强悍而又脆弱的特质,也构成了他壮丽而又悲情的人生的基本色调。

一、商鞅的出身与生活的时代

商鞅原名为卫鞅、公孙鞅,出身于卫国贵族,是卫国国君庶出的公子。卫国第一代国君是周文王嫡九子康叔封。因是卫国国君的后裔,为姬姓公孙氏,所以人们也称他为卫鞅、公孙鞅。按照传统,战国时代的封君的主体:国君的亲属、外戚、宠臣、有功的将相大臣等。以公孙鞅这样的出身,原本可以成为封君。然而,公元前254年,卫国覆亡,其领地已成为魏国的一个封君之地。公孙鞅失去了封君的待遇,但还是受到了较好的教育,尤其喜好研读法家刑名之学。他栖身于魏国相国公叔痤门下,担任相国府的中庶子(负责掌管家事)。

公孙鞅出身王室,因战国诸侯国的兼并,他的实际社会地位由贵族公子下降为普通士人,依赖一个中下层家臣的职务来谋生。后来,他帮助秦国彻底打败魏国,“秦封之於、商十五邑,号为商君”(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)。因为这个封邑的缘故,后人多称他为“商鞅”。商鞅从士人的地位重新上升为商地的封君,但此时的他不再是依据血缘出身的贵族,而是凭借才干、能力上升到统治阶层。商鞅是战国时代社会流动大潮中的一个典型代表,他的上升与下降凸显了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
魏相国公叔痤非常了解公孙鞅的才干,但还没有来得及向国君推荐他,自己就得了重病不起。魏惠王亲自来探病,并问到万一相国去世,国政可以托付给谁呢?公叔痤正式向魏王推荐了公孙鞅,说:我府里的中庶子公孙鞅,人虽然很年轻,却是一位奇才,建议大王将国家的政事全部交给他。魏王听后不以为然,沉默不言。公叔痤见状,知道魏王不能用公孙鞅,又提出:如果大王不能任用公孙鞅,一定要杀了他,不要让他离开魏国,为他国所用。魏王草草答应了,但并没有把公叔痤的话放在心上,也没有照办。

公叔痤去世后,公孙鞅继续等待崛起的时机。之后,他了解到秦国国君孝公发布求贤令,立志恢复秦穆公的霸业,想收复东部被侵占的国土。于是,公孙鞅向西部出发,来到秦国。怎样说服秦孝公任用自己?或者说,什么样的治国理论能够打动孝公?公孙鞅并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后来他与秦孝公进行了三次会面,相当于经历了三次“面试”考核。他采取的方式是将帝道、王道、霸道分别推出,一一道来,逐一展示给秦孝公。经过三次面试后,秦孝公明显地对霸道最为感兴趣,不自觉地挪动自己席地而坐的位置,到了公孙鞅的席子边沿,与他谈论霸道治国之法,连续几天毫不厌倦。秦孝公听过帝道、王道后,虽然也觉得有道理,但是他需要在位时就能收到治国成效,无法等待几十年、上百年才建立起王道的功业,因此他最终选择了急功近利的“霸道”。公孙鞅也明白霸道与周王德政治国之道相比,是次一等的方法。但是,秦孝公代表这个时代选择了霸道,在这一点上,公孙鞅并不是主导者。这也说明,法家的霸道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,或者可以说,战国时代选择了法家。此后,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,公孙鞅在秦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。人们往往深深记住了那个在改革的战车前披荆斩棘的斗士,却忽视了这个战车真正的推手。公孙鞅的改革代表的是君主的意志。

二、商鞅改革爵制推动下层上升

古代社会的结构与分层,主要通过等级来体现。西周、春秋时代以爵制维护和确立社会等级。贵族出身是划分等级、获得爵位的重要标准。到了战国时期,各国制定了不同的爵秩等级,并扩大了赐爵范围,以便争取更多人的效忠和支持。人们的出身不再是爵位等级的主要标准,而是依据人的品德与功劳来决定。商鞅的爵制改革便是在这样的政治潮流基础上进行的,并以法律的形式强化了这一社会分层标准,为广大社会底层开辟了上升的主流渠道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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